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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再后来，我习惯了在伦敦的生活。只是会觉得自己有些可笑，有家人，但从不联络，有朋友，但远隔重洋。我会和香格里拉通电话，听她讲最近的考古学新闻。除此以外，生活被学术论文和日常琐事塞满。也有女性向我示好，但我总觉得我在表达爱这方面存在困难——或者说，我似乎从未真正爱上过什么人。对其他人友善，是教育和生活教给我的，理所当然的规则。但真正爱一个人是什么样，我不知道。文学作品和哲学着作提供了很多答案，但没一个能真正回答我的问题。

        再后来，我听说圣路易斯家族投资出现大额亏损，曾经高高在上的圣路易斯女士，沦落成了普通人。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儿，有小道消息说，她来了伦敦。

        比起我的祖国，伦敦只是地图上的一小块地方，但这是个容纳了八百多万，将近九百万人的城市。

        接近九百万分之一的概率，我会遇到她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认为我不会遇到她。

        伦敦的冬天，我像往常那样，背着双肩包，打算去咖啡馆写论文。

        帽子、围巾、手套和大衣，将我裹得严严实实。

        头发长得更长了，我扎了低马尾。

        细雪静静下着，空气里泛着雾气。

        “闻。”有成熟妩媚的声音在喊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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