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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高中毕业后，我在家人安排下出了国，去美利坚密苏里州读华盛顿大学。我不是长子，父亲对我的人生道路少有约束，任我选了性价比很低的哲学专业。我还辅修了心理学学位。去国离家前，父亲主动与我进行简短谈话，中心思想是我既然不愿意为家族事业出力，那么理所当然家族财产的继承权就落不到我身上。我还有个兄长，他年长我六岁，读了常春藤商学院的硕士，刚毕业回国，急需用权力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和自我意志。

        我和这位哥哥关系不远不淡，他唯一给出的承诺是，我可以有限度地花家里的钱。

        这个限度，由他来定。

        面对这些条款，我说好。我说，要不了几年你们就彻底不用管我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读书早，去美国读大一那年十七岁。人生还处于草长莺飞，万物萌芽的早期阶段，但满脑子都是那些死得很早、精神状况也很惨烈的哲学家说的自由意志。一言以蔽之，我要证明自己。有关自由意志的话题，我和哥哥聊过，他抽着烟说，你想太多。至于父亲，他很郑重地告诉我，在这个家庭里只有他才拥有自由意志。他是家庭中心，他是绝对权威，他是我们都必须服从的所谓“真理”。母亲像是被迫隐身，她的身体和嗓子都很健康，但却无法发出任何和父亲相左的声音。

        受过现代教育的人，一般称呼自己的父母为爸、妈。但我很难想象，我拥有的是爸和妈，血缘关系绑定着的，是一位独断乾纲、众星拱月的父亲，和一位似乎永远没有自己声音气息的母亲。至于兄长，我偶尔会叫一声哥哥，或许是年岁相近的缘故，我们能说得上几句话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就是我在前往美国前的家庭状况，至于除此之外的社交关系，都淡薄得难以维系，左右不过是些因家族关系联系起来的狐朋狗友。

        在密苏里州的华盛顿大学的哲学系课堂上，头发花白、梳理得一丝不苟的老教授在讲卢梭的政治理念。老教授笑了几声，而后语调一转，讲起美利坚国父在宪法条文中对卢梭理念的溯源。天赋人权，自由平等，我想着这句话，然后脑中浮现出父亲那张冷酷坚毅的脸。敲着Mac做笔记的手顿住，我知道，我听不进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之后的大半个小时，我都在看着讲台上的教授发呆，那些英文词汇像是水，掠过脑海却没留下半点痕迹。

        我无法理解，比起老教授所说的这些，我认为人和人之间，更天然地存在着的是等级制和交易关系。前者与生俱来，正如美利坚现在也有州未曾废除奴隶制，后者则以一种虚伪、肤浅、量化与冰冷的方式维持着摇摇欲坠的“平等”。

        老教授让我们自由讨论。我看着Mac屏幕上凌乱的单词，失去了所有讨论的欲望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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